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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龙说的话其他人都没当回事，早饭后我跟着小姨他们去了乜北的小舅舅家。因为大舅计划今天由我带路要去走访村里的几个长辈。一上午我带着大舅接连走访了好几户人家，大舅拎着的一个袋子里装了肥皂、砂糖、香烟、苹果等。一般一户人家要么给一块肥皂，要么给一纸包砂糖，再或是给一个苹果。关系好的另外再加上一包飞马牌香烟，特别好的可能会把飞马换成牡丹或者上海牌香烟。就这样，跟着我大舅跑了整整一个上午。等我回到家，看到我父亲脸色僵硬，四姐也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从来不敢问我父亲是怎么回事，这回倒是他先开了口。问道：“昨天夜里，你们是谁给牛添草的？”
四姐：“是我。”
我父亲：“老巴子家的牛也是你们加的草吗？”
四姐：“不是我们，我只是给我们家的牛加草了，没给别人家的牛加过草。”
“还有谁给牛加过草？”
“英俊加过，但他是今天早上加的”。
“他都给哪几头牛加了？”
“除了我们家的，他还给另外两头牛加了草。”
“当时你们都看到他加草了吗？”
“看到了，我们就在他眼前，看着他加的。”
“老巴子大爷家的牛吃英俊喂的草了吗？”
“吃了，但好像和以前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他家的牛肚子里有铁钉子了，它是怎么吃到铁钉子的呢？”
“铁钉子？这个我不知道。”
我父亲转头朝向我，说：“你知道吗？”
我直摇头，说道：“什么，牛吃到铁钉子了？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父亲：“你们去睡觉时带钉子去玩了吗？”
我：“没有，钉子有什么好玩的？”
我父亲：“没什么好玩的，你们不是还经常玩‘笃钉子’吗？”
“笃钉子”是一种乡下孩子玩的游戏，只能在雨后初晴时玩，正是地上的泥土湿而非湿、干而未干之时。几个小朋友每人拿着一根大号铁钉，大家都依次站在起点向外抛射钉子，钉子抛出去后落地时如果倒了，此投无效。如果钉子扎进泥土时站立，则可以从钉子站立处与抛射处划一根或直或弯的连续线条进行连接。一投钉子站立则进行二投，直到钉子没有站立时交由另一个投手进行。但是不同游戏者划的线条不能交叉。当一个人的线条已经完全包围另一个人的线条时获胜，游戏结束。
这种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性，村里的一个男孩就曾经在一次游戏中飞钉插伤了同村一个女孩的眼睛。好在当地民风淳朴，既没有当回事，更没有赔偿一说。只是之后这个女孩长到要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一只眼睛明显有点缺陷，即便戴上了一副黑框眼镜还是能看得出来。于是她自己撺掇父母要去当年的那个男孩子家提亲，非要嫁给他不可。她的父母倒是很讲究，既不想旧事重提失了信誉，更是因为当年的那个男孩后来考上了大学，再提这事可能性几乎为零反而丢了面子，那个男孩子就是我的二哥志国。所以我父亲的疑问并不是多余，因为村里小男孩子的口袋里装有几根洋钉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父亲离开后，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也许仅仅出于好奇，我一个人悄悄的跑到南头牛场，这里已经围满了人。公社的兽医陈德男已经收起了工具。陈德男，50多岁的人了，长的不高，肥肥胖胖。虽然是个兽医，正因为是个医生，衣服干干净净，大背头总是油光锃亮。更重要的是他有辆自行车，整天游走在各村各户为牲畜治病。所以既吃着百家饭，还拿着工资，当然是农村人羡慕的对象了。陈德男与我家沾亲带故，每次他来到庄上，我家也是脸上有光的。
陈德男对队长阿龙说：“救不了了，还是抓紧杀了吧。”
阿龙紧紧跟着陈德男，说：“怎么就救不了了呢？”
陈德男：“肚子里有大洋钉，几根说不好。”
阿龙：“怎么可能呢？牛肚子里怎么会有大洋钉呢？”
陈德男：“这你别问我，你可以报告公社革委会或者让大队基干民兵过来查一查。”
阿龙：“那是必须的。”
陈德男：“不过要杀那可就得抓紧了，现在牛还有气，牛血能放得出来。再晚一步，那就不好说了。”
阿龙还不死心，跟着陈德男的后面问道：“我说陈先生，真的没法治了吗？”
陈德男：“这还能有假，要是能治，我还不给你们治吗？”说着，陈德男和我父亲打了声招呼，抬腿跨上自行车走远了。
这时老猫凑到阿龙身边来，问道：“怎么样，杀吗？”
阿龙回头一看是他，气呼呼地说：“就知道吃，能不能想点好的？”
“还想什么呀，没听刚才陈先生说的吗，好不了了。”
“怎么就好不了了呢？”
“得，你别在这问我了，还是追上陈先生去问问吧。你看，他也是刚走，还没走远。”
“问什么问，问他也还是那句话。”
“哪句话？”
“杀了吧，还得趁早。”阿龙有点不耐烦了，说道：“杀吧，不杀也没用了。”
听到这句话宏图、清明、老猫、西头平、东头平等几个小伙子，连忙上前开始准备杀牛。
下午队上通知各家各户去南头领取分的牛肉，就这样队上少了一头耕牛，全村人春节的餐桌上多了一道大菜。
没过多久大队、公社的调查组全都来到了村里。因为阶级斗争必须“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就有阶级“敌人”。这头牛死得蹊跷，很有可能就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才死的。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对此我不明白，反正在我的世界里，不管有没有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这个春节我吃到了一般年景怎么也不可能吃到的牛肉。
但是因为在这前夜我家有上海来的两个亲戚、四姐和我四个人最有可能接近老巴子家的牛，我家自然而然成为调查的重点。大队民兵营长和公社革委会的几个人一下午加上晚上都在对我们四个人进行问话，连晚饭都是在我家吃的呢。我表姐、表哥都出生在上海工人阶级家庭，绝对地根红苗正，“工人阶级是农民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调查组的人甚至认为，他们是完全出于对农村、农民的热爱才不辞辛苦地从上海回乡过年的，他们对农村、农民甚至对水牛都有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个感情甚至于也在对我们这些亲戚之上，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排除了嫌疑。我四姐是公社文工团员，平时最大的责任就是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那也不可能是她。至于我嘛，不仅岁数小而且表现也好，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阶级“敌人”的杠杠，更主要的我是一张白纸呀，身上连一点瑕疵也没有。最后调查的结论是，这件事一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阶级“敌人”不在我们四人之中。日后，这笔帐还是记到了我父亲的头上。
今天是大年三十，照例要过了中午每个孩子才能穿上新衣服出来溜达的。但是阿龙家不仅他自己是个“虚巴子”，他的儿子树林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虚”。刚刚吃完早饭不久，树林就穿了一身崭新的过年衣服来到了我家。树林也不说什么，只是倚在大门口，甚至都没跨进门来。孩子们之间情绪相互传染的速度惊人，就是树林在这门口一站，我和二哥的心里也痒痒的厉害。我母亲正在忙乎着中午、晚上的团圆饭菜，小哥俩就一直围着母亲拽着她的围裙不松手。我母亲走到哪里，我们就一个人拽着一个围裙角跟着她去到哪里，意思是也要现在就穿上新衣服。也许我母亲就是天生的没性子，从来不会对儿女们发脾气。最后实在拗不过这小哥俩，她郑重其事地擦干净了双手，进到里屋打开大柜，从一个包袱里取出了两套新衣服。从上衣、裤子到白底布鞋全是崭新的，小哥俩乐滋滋的穿上新衣，跑出门追赶树林去了。就这样，我和二哥也像树林一样，在士林家门口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士林就穿着崭新的衣服，去到建安家门口靠了一下，同样什么也没说，建安也穿上了新衣又去奋发家门口站了一会儿。不大会功夫，全庄的小孩子全部穿上了崭新的衣服出来了。
但是不管身上穿着什么，我们心中惦记的永远是游戏。今天几个小伙伴玩上了“纸刮子”。当地出品的火柴盒上都印有漂亮的图案，火柴用完后，孩子们就会把火柴盒上的图案撕下来积攒起来。“纸刮子”这个游戏就是几个小孩，每人像猜拳一样，看谁出的火柴图案纸数量多就由谁先玩。玩家稍稍把火柴盒纸折叠一下，然后便使劲的往地上一掼，倒扣过去的纸刮子可以收入玩家囊中。没有倒扣的，可以给你一次徒手掀风的机会。不管掀起了多少纸刮子也都交换玩家，以此类推。游戏中有的小孩故意拖延时间，等待起风希望凭风借力。其他的孩子当然就有意见，于是打架在所难免。
这一天，我与士林正是因为这些事争吵起来。农村的小孩子一般都不太拐弯抹角，上手快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我和小伙伴之间的打架次数倒是不少，可印象中就从来没有赢过。但是这没有关系，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与士林根本没有在意此刻我们身上穿着的将是明天过年的衣服。平常怎么打架，今天照样。掰胳膊、搂大腿一如平常。突然“噗嗤”一声，士林一只手搂住我的裤管，把我的裤管撕成了两半。我一看自己的新裤子成了这样，顿时“哇哇”大哭起来。我也顾不上打架输赢了，抹着眼泪马上跑回家去。我母亲见到这个样子，也是气不打一处来，连忙打了我几个屁股蛋子。还能怎么办？我母亲只能放下手上的活，赶快给我缝补起裤子来。
晚饭后全家人都围在大桌子上没有离开，我母亲在揉面搓汤圆，因为今夜12点和明天早晨的主食都是汤圆。我和姐姐、哥哥们也没有离开，是因为要等压岁钱。每年的这一天，我父亲都要给每个孩子包个红包，里面放个一两块钱当做压岁钱。一两块钱不算多，但也能办点小事儿，最起码阳春三月跑去双阳河边吃个莲藕、春卷什么的是可以了。姐姐们坐了一会就要回房间了，大哥早就回去睡觉了，我和二哥本来还想坚持，只是因为白天玩耍疲劳，现在眼皮子也在打架。我母亲看到这就对父亲说：“孩子们都困了，明天还得起早拜年，那就早点给他们吧。”我父亲这才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个红包，一个孩子一个，大家接过来高高兴兴的回去睡觉了。
乜家厦当地的风俗是，大年初一先是由孩子们去别人家拜年，然后大人们之间再相互走动。一般来说，一个孩子来到别人家里，一进门的拜年语基本都类似，“叔叔、娘娘恭喜你哈”等等，也可以直接简化为“恭喜恭喜。”然后叔叔、娘娘们会抓一把混合起来的花生、蚕豆、玉米花、瓜子等放进拜年者的口袋里。稍大一点的会给你一支香烟，沾亲带故的也会有一两块钱的小红包。以前的孩子们最喜欢的是花生，后来男孩子都只喜欢香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