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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推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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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克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与匿名的鼹鼠压低嗓门通话来搜集肮脏的情报,他尤为乐意。我把与凯莉和克利夫-赖考有关的寥寥几条信息告诉他还不到一小时,他就洋洋得意地咧着嘴溜进我的办公室。

    他向我朗读着他的笔记。“凯莉-赖考由于受到多种创伤于3夫前,我必须补充一下:在午夜,被送进圣彼得医院。此前,身份不明之邻居曾向警方报告,该女士家中发生相当激烈之争吵,并请警方派员速至其居所。警察发现此女遭受过严重殴打,正躺在室内一张沙发上。克利夫-赖考显然已经喝醉,情绪烦躁万分,最初甚至企图请警察品尝其妻已经饱尝过的美味。他挥动一根铝质棒球棍,此棍显然是他选用的凶器,但很快即被制服、拘留,并以袭击罪被警方带走。她则由救护车送至医院。她向警方做了简短陈述,大意为:他在棒球赛后酒醉归家,与其妻发生无谓争论,相互扭打并以其胜利告终。据其妻叙称,克利夫以棒球棍猛击其脚踝两次,并拳击其面部两次。”

    昨夜我通宵失眠,一直想着凯莉-赖考,想着她那栗色的眼睛和被太阳晒得微黑的大腿。此刻,她遭受野蛮毒打的情景,更令我无比恶心。戴克正注视着我的反应,我只好装作不动声色。“她的手腕上绑着绷带呢。”我说。戴克随即自豪地翻开了笔记。他还有另一个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份报告,深藏在孟菲斯消防署急救处的案卷中。“这是对手腕的概述。在袭击过程中某一时刻,他将其双腕按在地板上,企图强行与其交欢。可能由于饮酒过多,他的心情显然并非如其所想。警察发现她时,她全身赤裸,仅以一条毛毯遮掩。由于踝关节破裂,她无法跑开。”

    “他怎么样啦?”

    “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由其家人保释出狱。一星期内将出庭受审,但啥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

    “她多半会撤消指控。他们亲个嘴,又会和好如初。她会保持缄默,直到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8个月以前,警方就曾接到同样的报警,同样的毒打,一切都相同,唯一的区别是:那一次她的运气好一点,只有几个地方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棒球棍显然不在他手边。警察把他们分开,当场把他们教训了几句,他们亲亲嘴,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们毕竟只是大孩子嘛,对吧,刚刚结婚的一对小情人。后来,也就是3个月以前,棒球棍投入了战斗,她肋骨断了几根,在圣彼得医院呆了一星期。这件事交给了孟菲斯警察局家庭暴力科,他们强烈要求从严惩处。可是她爱那家伙,拒绝提供对他不利的证词。只好一切作罢。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

    要理解这件事,需要一点时间。我曾怀疑过她家里可能有什么麻烦,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恐怖。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一根铝质的棒球棍毒打自己的妻子?克利夫-赖考面对这样美丽的面庞,怎么会下得了如此毒手?

    “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戴克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没啦。不过,你可别跟她搞得太热呼喔。”

    “谢谢,”我说。我觉得身体虚弱,头昏眼花。“谢谢。”

    他站了起来。“不客气。”

    布克为律师资格考试所花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这当然不足为怪。但他却因此很为我担心,这就是他的为人。今天下午,他准备在香克尔事务所会议室,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复习。

    我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午准12时赶到了会议室。事务所的办公室都是一式的现代装潢,里面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这家事务所最古怪之处是,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黑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到过许多事务所,我记得只见过一个黑人秘书,却没有见过一位黑人律师。而在这里,你却看不见一张白人面孔。

    布克陪着我在事务所里匆匆兜了一圈。尽管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依然在快步疾走,文字处理机、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机的声音响成一团。再加上嘈杂的说话声,门厅里喧喧嚷嚷的。秘书们正坐在办公桌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而她们的办公桌上都千篇一律地堆满了一摞摞待处理的文书。律师和律师帮办们都彬彬有礼,但都忙得不能和你攀谈。事务所对每一成员的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男人必须穿黑西装白衬衫,女士必须穿单色的套裙。谁都不准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不准穿短裤。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J.利曼-斯通事务所里的一连串镜头。这两家事务所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赶紧把镜头切断。

    布克告诉我说,马尔文-香克尔管理十分严格。他穿着讲究,精通业务,遵守时间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程度。而且他对合伙人及下属员工的要求,也不亚于他自己。

    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我无心学习。今天已经学得够多的啦。但布克此刻仍呆在办公室里,为资格考试刻苦复习。这是让我学习的唯一动力。

    几分钟后,那对情人突然离开餐厅。她泪水涟涟,而他却是表情冷漠,无动于衷。我走过去,坐在我那张桌旁我的椅子上,摊开笔记试图开始学习。同时,我也在等待。

    10点过几分,凯莉来了。但今天为她推轮椅的却换了一个人。她冷冰冰地向我瞟了一眼,朝房间中央的桌子指了指。他把轮椅推到了那里。我望着他,他望着我。

    我想这是克利夫。他和我差不多高,6英尺1英寸左右,但身体十分结实,而且已经开始长出一个啤酒肚。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一件T恤衫紧紧绷在身上,像是专门为炫耀那双有力的手臂。紧身牛仔裤。棕色的鬈发太长,略显过时。手臂长满毛,脸上长满须,他属于八年级就开始刮脸的那一类。

    他长着淡绿色的眼睛,面孔英俊,但看上去要比19岁大得多。他绕过被他用棒球棍击断的那只脚踝,走向柜台买饮料。她知道我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便小心翼翼地打量周围的情况,最后朝我飞快地挤了挤眼睛。我差点儿洒了手上的咖啡。

    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可猜出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威胁,道歉,请求,进一步威胁。此刻他们双方都板着脸,显得很不愉快,默默地吸着饮料,虽然偶尔也说一句半句话,但在旁观者眼中,却像两个少年情侣,在噘着嘴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约会。一方说了很短的一句话,另一方则做出更短的回答。两人的眼睛都死盯着地板或墙壁,非绝对必要,目光决不落到对方身上。我用一本书遮住面孔。

    她为轮椅选定的位置,使她可以望着我而不被人发现。而她的背却几乎对着我。他不时回头东张西望,但他的一举一动早已像电报一样传到我的身边,他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落到我头上,我已经在抓着头发,目不斜视地盯著书本了。

    在几乎是完全沉默的状态中过了10分钟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引起了他异常激烈的反应。可惜我没听见。他突然摇着拳头,对她低声怒吼。她把他顶了回去。声音越来越高,我迅速发现,他们在讨论她是否要出庭作证,对他提出指控。似乎她尚未下定决心。似乎这确实让克利夫烦躁不安,因而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南方乡村的红脖子,这当然不足为奇。她在叫他不要吼,他环顾四周,稍稍降低了点儿声音。他说什么我听不见。

    在挑起他的怒火之后,她又使他安静了下来,尽管他仍旧很不愉快。他生着闷气;有好一会儿,相互不理不睬。

    后来,她又重演了一遍。她叽叽咕咕地说了点儿什么,他的背立刻僵直,两手发抖,喷出满口的脏话。他们吵了一会,她闭了嘴,把他晾在一边。克利夫可不吃这一套,他的骂声变得更高。她叫他住口,别忘了这是公共场所。可他吼得更响,威胁说假如她不撤消指控,他就要对她如何如何不客气,他也许要下大牢,如此等等。

    她又回敬了一句,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但他突然用手使劲一挥,把他的那只聚苯乙烯塑料杯摔到地上。汽水飞洒过半个房间;碳酸泡沫洒落在地板和别的桌子上。汽水弄湿了她的衣服。她吓得喘着粗气,闭上眼睛,开始哭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噔噔地走了出去。

    我本能地跳起来,但她立即朝我摇摇头。我重又坐下。收银员一直注视着这一场景,这时拿着一块擦手毛巾走过来给了凯莉。凯莉擦掉了脸上和臂上的可乐。

    “我很抱歉。”她对收银员说。

    她的长袍已经湿透。她用力抑制住向外涌的泪水,擦着腿上封的石膏和大腿。我在她的近旁,可是却束手无策。我想,她是怕他可能回来,发现我们在交谈。

    医院里有许多地方,可以让人坐在那里喝杯可乐或咖啡。她之所以把他带到这个餐厅,是因为想让我看看他。我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撩拨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的脾气。

    她有条不紊地擦着脸和手臂,一边望着我,和我四目相对了很久很久。泪水沿着面颊往下流.她轻轻揩拭,她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女性的本领.看上去并不像是想哭,但眼泪照样一串一串向下流。她没有呜呜咽咽,也没有放声嚎啕。嘴唇没有颤动,手也没有发抖。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用火辣辣的的眼睛凝视着我,一边用白色的毛巾轻轻擦拭着自己的皮肤。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但我已经忘记了时间。一个跛腿的工友,进来用拖把拖干了周围的地板。3位护士大声谈着笑着冲了进来,但一看见她,立即就变得鸦雀无声。她们瞪着眼睛,咬咬耳朵,不时朝我瞟一眼。

    他已经走了很久,估计不会再回来。而应该像绅士一样行事的想法,又令我兴奋不已。几位护士离去后,凯莉用无名指朝我勾了句,这是叫我过去的信号。

    “我很抱歉。”她向蹲在身边的我说。

    “没有关系。”

    接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送我回房间去好吗?”

    假如换一个背景,这句话可能会产生意味深长的结果。一瞬间,我的思绪飘向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海滩,在那里,两个年轻的恋人,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尝一尝那颗禁果。

    她在这儿的房间,当然是个半私用的立方体,许多人都可以进进出出,连律师也可长驱直入。

    我轻手轻脚地推着凯莉和她的轮椅,绕过一张张餐桌,踏进走廊。“五楼,”她转过头对我说。我不慌不忙往前走。我为自己如此富有骑士精神而自豪。我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往前走时,男人们两次向她行注目礼,这也使我十分得意。

    我们在电梯里单独一起呆了几秒钟。我在她身边跪下。“你没事吧?”

    她的眼睛仍泪水汪汪的有点红,但她已控制住感情,不再哭泣。她连忙点头说:“谢谢。”接着,她又抓起我的手,紧紧握住。“非常感谢。”

    电梯颠了一下停住了。一位大夫跨了进来,她马上放开我的手。我站在轮椅背后,像一个忠诚而又贴心的丈夫。我想再次握住她的手。

    五楼墙上的挂钟,指针即将指向11时。除了有几个护士和工友偶尔走过,走廊里寂静无声。护士办公室的一名护士,在我们从门前走过时,朝我仔细看了两次。赖考太太离开病房时,推轮椅的是一个男人;现在回来却换了另一个男人。

    我们向左转了一个弯,她用手指指一扇门。我又惊又喜地发现,她住的原来是个有独用的窗户和浴室的私用套问。房间里灯光明亮。

    我不知道她究竟能否活动,反正此刻她是一步也迈不动。“你要帮帮我,”她说。而且她只这么说了一次。话音刚落,我已经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来俯在她上边。她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她向我身上又是挤又是贴,用的力气远远超出实际需要,但我毫无怨言。她穿的长袍上可乐的痕迹斑斑点点,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她贴着我,温暖而又舒适。我很快就发现,她没有带胸罩。我把她抱得更紧。

    我轻轻把她从轮椅上抱起。完成这任务我一点也不觉得费力,因为连同上的石膏和所有的一切,她也不会超过110磅。我抱着她向床边走。心里真巴不得这短短的路程永没有尽头。她那条受了伤的腿让我手忙脚乱了一阵,在将她身体做了一番必要的调整之后,我才很慢很轻地把她放在床上。我们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对方;两人的面孔刚分开几英寸,方才盯了我两眼的那位护士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橡胶鞋底在瓷砖地板上吱嘎吱嘎作响。

    “出了什么事?”她指着斑斑点点的长袍大声问道。

    我们的身体仍处于彻底分开的过程之中,似分非分,似合非合。“哦,这个呀。出了个小事故。”凯莉答道。

    护士一直不停地走动。她推开电视机下的抽屉,取出一件折好的长袍。“喂,你把它换上。”她把它朝床上一丢。“你还要洗个澡,用海绵好好擦擦。”她停了一下,又用头朝我一指。“叫他帮你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马上就要晕过去。

    “我自己可以洗。”凯莉说着把长袍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探视的时间过了,亲爱的,”护士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别太开放啦。”她吱嘎吱嘎地走了。我关好门,回到她的床边。我们四目相对。

    “海绵在哪儿?”我问。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她在笑的时候,嘴角上方形成了两个大酒窝。

    “坐在这里,”她拍拍床边说。我两脚悬空,坐在她的身边。我们谁也不碰谁。她拉过一条白床单,一直盖到腋窝,仿佛是要盖住可乐留下的那些斑点。

    我对目前的状况相当清醒,一个遭受丈夫毒打折磨的妻子,仍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除非她离了婚。或者,除非她宰了那个混蛋。

    “那么,你对克利夫有什么看法呀?”

    “你是故意让我见到他的,对吗?”

    “大概是吧。”

    “他该枪毙。”

    “耍点小脾气就枪毙,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我眼睛望着别处,没有立即回答。我已经决定,不跟她玩什么游戏。我们既然是在谈心,就应该以诚相见。

    我干吗要呆在这儿呢?

    “不,凯莉。这并不严厉。无论什么人,只要是用铝棍打妻子,都该枪毙。”我说话的当儿,一直注意观察她。她没有向后缩。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从文件上了解到的。警察的报告啦,救护车报告啦,医院的记录啦。你还要等多久?他以后还会用那根棒打你的头呢!那样的话你会死在他手上的,真的!只要朝脑袋上打几下……”

    “别说啦!别告诉我那会是什么味道。”她眼睛望着墙壁。等她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时候,泪水又在开始往外流。“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你告诉我嘛。”

    “我如果想谈这件事,我自己会提出来的。你没有权利到处打听我的隐私嘛。”

    “起诉离婚。我明天就把文书带来。现在就起诉,乘你还躺在医院,医治被他刚刚打伤的身体。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不出3个月,你就会是一个自由的妇女啦。”

    她摇着头,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我也许是。

    “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可是结局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不甩掉这个混蛋,不出一个月,你可能就会死在他手上。我这里有3个支持被虐待妇女组织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虐待?”

    “对,虐待。你受到他的虐待,凯莉,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脚踝上那根钢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你受到虐待吗?你脸上那个发紫的肿块,就是你丈夫毒打你的铁证。你能得到人们的帮助。起诉离婚,寻求别人的帮助吧!”

    她沉思了一会。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离婚离不了的。我已经试过了。”

    “什么时候?”

    “几个月以前。你不知道?我可以肯定,法院里一定有这件事的记录。你查文件怎么没有查到呢?”

    “结果怎么没离?”

    “我把离婚起诉撤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他说他爱我。”

    “那是非常明显的啰。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有没有父亲或兄弟?”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我的女儿经常挨她丈夫的揍,我就要扭断他的脖子。”

    “我父亲并不知道。我怀了孕,爸爸妈妈到今天还生气呢。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从克利夫跨进我家门槛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看不起他。出了这件丢人的事以后,他们更是谁都不理我。我从家里跑出来以后,还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呢。”

    “没有兄弟?”

    “没有。没有人保护我,一直到最近。”

    这句话令我震动,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了它的含义。“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我说。“但是你必须起诉离婚。”

    她用手指抹去泪水,我递给她一张桌上的纸巾。“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他会杀死我的。他一直对我这样说。几个月以前我提出离婚起诉的时候,找了一个混蛋律师。我是在黄页广告或者类似的地方找到他的,因为我想律师反正都是一个样儿,随便找一个就成。没想到他派人在克利夫上班的时候,当着一帮和他一起饮酒作乐打棒球的铁哥们的面,把离婚文书交给了他。克利夫当然觉得受了天大的侮辱。那是我第一次被送到医院。我在一个星期后撤回了离婚起诉,可他还一直在威胁我。他会杀死我的。”

    从她的眼睛里,可以清楚看到她内心的恐惧和恐怖。

    这时我突然听到讲话的声音。那个护士又来啦。

    “时间到啦,”她说,“已经快11点半了。这里又不是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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