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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中心区的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是一座12层的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司法大楼，里面有许许多多个法庭和供行政官员及办事人员使用的办公室。地区检察官和县司法行政长官也在这儿办公。大楼里甚至还有一个监狱。
刑庭有10个分庭，10位法官在各自的庭上审理各自的案件。大楼中间的几层，塞满了律师、警察、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这不啻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但戴克在此却是熟门熟路。他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他指着4分庭的门对我说，1小时后咱们在那里碰头。我走进那双扇门，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落了座。地上铺着地板，室内的装饰现代化得令人抑郁。前排坐满了律师，数目与蚂蚁差不多。右侧是个候审室，十几个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被捕者，正在里面等候法官初次提审。一位公诉人拿着一摞案卷，从他们中间匆匆穿过，走向他手头案子中的被告。
在前面第二排我看见了克利夫-赖考。他和他的律师挤坐在一起，正在看着一份文书。他的妻子没有在庭上露面。
法官从后面走了出来，众人随之起立。几件官司迅速处理完毕。保释金有的获准降低，有的则提也未提。就下次开庭的日期，双方取得了一致。律师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磋商几分钟，然后朝法官大人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与他一阵耳语。
传唤克利夫的声音刚落，他便摇摇摆摆走向面对法官的被告席。他的律师手捧案卷坐在他的身边。公诉人对法庭宣布道，由于缺少证据，对克利夫-赖考的指控已被撤回。
“受害人何在？”法官打断他的话问道。
“她决定不出庭。”公诉人答。
“是何原因？”法官问。
因为她坐在轮椅里，我直想大声这样喊。
公诉人耸耸肩，仿佛是说：她不知道，而且她也并不太想知道。克利夫的律师也耸了耸肩，仿佛是说：那位年轻的女士居然不来展览展览伤疤，他觉得非常奇怪。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法官瞪着克利夫说。“你为何不与她离婚，难道你想揍死她？”
“我们正在想法子补救呢，大人。”克利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非常熟练地说。
“那就快一点！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指控，我可饶不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大人。”克利夫说，似乎因为再次打扰法官，而感到万分抱歉。有关的文书交到了庭上，法官摇着头在上面签了字，对克利夫的指控便宣告撤消。
受害人又一次没有出庭陈述。她呆在家中，脚踝断裂，但这不是她没有出庭的根本原因。她没有露面，是因为她不愿再次遭受毒打。她撤回了指控，我不知道她将为此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克利夫和律师拉了拉手，大摇大摆地沿着中间的过道，从我旁边走过，跨出了法庭。他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她孤立无援。
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刻坐着一批身穿橘黄色连衫裤手上带着铐子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毒品贩子。连把这些恶棍一个一个地筛一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法庭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哪里还能指望它关心一个遭受丈夫折磨的妇女的合法权利？
我上周参加资格考试时，戴克打了几个电话，摸清了赖考夫妇新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们不久前搬进了孟菲斯东南部的一家大公寓。一居室，400美元一个月，克利夫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离我们事务所不远，是一个不雇用工会会员的货运终点站。戴克估计克利夫计时工资大概是7美元。他请的律师也是大路货，是这个城市成百万芸芸众生里普通的一员。
我已经和戴克谈过凯莉的事。他说他认为让他了解实情十分重要。因为，假如有一天克利夫用短枪让我的脑袋开花，他，戴克，就可以出面说明真情实况。
戴克还劝我忘了她。她算得了什么？一个麻烦的包袱而已。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字条，叫我立刻去见布鲁索。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张尺寸过大的公事桌后面，正在接电话。接的是右边的那一部，他左边还放着另一部。他另外还有3部手提电话。一部在车上，一部放在公事包里，还有就是给我用的那部大哥大，他这样就可以随时找到我。
他示意我坐下。仿佛是在和一个疯子通话，他不停地转动着那两只发红的黑眼睛，一边嘟嘟哝哝地对着话筒向对方做出肯定的反应。几条鲨鱼有的在睡觉，有的躲在石头后面。鱼缸中的水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水在汩汩地向外流。
戴克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我，布鲁索这个事务所，每年为他赚的钱，大约在30至50万之问。看着他这间凌乱不堪的办公室，戴克的这一估计，我简直难以置信。他手下有4位律师（现在又多了一个我），在到处搜索，连蒙带骗地为他拉来伤害案。光一个戴克，去年就弄来了5个案子，为他轻而易举地赚了15万。他承办大量的贩毒案，在毒品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得毒品贩子们的赞许和信任。但是，据戴克说，布鲁索的主要收入却是来自他的投资。他早已在孟菲斯和纳什维尔的脱衣舞行业中插了一脚。至于插足究竟多深多浅，那是无人知晓的，但联邦政府肯定正在不遗余力地想弄个水落石出。脱衣舞行业奉行的是现金交易，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进账。
布鲁索离过3次婚，我们在特鲁蒂饭馆吃着油腻腻的三明治时，戴克报告说。有3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这当然不足为奇。布鲁索喜欢年轻的脱衣舞女，饮酒总是过量，赌博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无论他那粗粗的手指为他抓来多少现钞，他永远也不会嫌钞票太多。
7年以前，他受到联邦指控，因敲诈勒索而被捕，但政府没有胜诉，一年后便撤消了对他的指控。戴克偷偷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对孟菲斯的黑社会进行调查，他为此十分担心，因为布鲁索-斯通和他的至交普林斯-托马斯的大名在调查中反复出现。戴克还说，布鲁索近来表现有点反常，酒喝得更多，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在事务所里拍桌子打板凳，大叫大吼。
说到电话，戴克确信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事务所的每部电话进行窃听。我的大哥大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他觉得事务所的墙壁里也已经被装了窃听设备。联邦调查局以前就这么干过，他严肃地用权威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而且，在尤吉酒家讲话，也得万分留心！
昨天下午，戴克告诉我的就是这些让我心境坦然舒舒服服的事。我要能通过资格考试，口袋里有那么点儿钱，我马上拍拍屁股，离开这个好地方。
布鲁索终于挂断了电话，揉了揉疲倦的眼睛。“把这些看一看。”他把一堆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
“是些什么？”
“大利保险公司应战啦！你马上就会尝到大公司的厉害啦。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许许多多律师给你制造许许多多文件。列奥-F．德拉蒙德向大利公司索取的费用，每小时恐怕会高达250美元哪。”
这是大利公司提出的答辩，请求法院对布莱克案不予受理，辩护状长达63页。这一堆文件中还有法院的一份通知：就大利公司的请求，在哈维-黑尔法官阁下面前进行辩论。
布鲁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欢迎你投入战斗。”
我喉咙哽塞，说不出话。要对大利公司的申请提出反驳，决非轻而易举。“印象很深刻。”我干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把规则仔细谈一谈，再对对方的申请做出抗辩。写好你的答辩书。动作要快。这件事没有那么可怕嘛！”
“没有吗？”
“没有，鲁迪，只不过是案头工作而已，你很快就能学会。那些混蛋会提出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要求。人家知道的他们会提，人家不知道的他们也会想出花样来提。而且写的答辩状都是厚厚一大叠。他们还要跑上法庭，要求对他们那可爱的小小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官司是打赢还是打输，他们并不那么关心，只要赚到钱就成。再说，他们这么干还可以使审判推迟。他们手段娴熟，花样百出，反正手续费客户会照付不误。问题只是，他们这么干会把你拖得筋疲力尽。”
“我已经很累了。”
“这对你是件苦差，对他们却是美差。德拉蒙德只要打个响指，说一声‘我要法院驳回’，他手下的3个律师就会一头钻进图书馆，两个律师帮办就直奔计算机，从上面调出以前的答辩状。啪！他们三下五除二，立马就搞出一份厚厚的答辩书，而且是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然后德拉蒙德就接过来看几遍，推敲推敲，每小时收费250美元。他或许再找个合伙人把稿子看看。最后他要修改编辑加工了，手下的律师又会钻进图书馆，律师帮办又再打开计算机。这是敲竹杠哪，可大利公司有的是钱，把钞票付给延利-布里特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心疼的。”
我觉得我的对手像一支强大的军队。左右两部电话同时响起，布鲁索一把抓住附近的一部。“忙去吧，”他对我说。接着又对电话耳机说：“喂。”
我双手捧着那一堆文书回到办公室，关好门，开始阅读对方的答辩书。答辩书陈述巧妙，打印清晰。我很快就发现，我在起诉书中说过的每一件事，在这里几乎都有富有说服力的反驳。而且语言丰富，阐述清楚，不像一般答辩书那样充满陈词滥调，确实是一篇精彩的杰作。作者恰到好处地大量引用了权威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立场大为加强。在许多页的底部都有花哨的脚注。答辩书开头甚至还有一张目录表，末尾还附有索引和参考书目。
这份答辩书只有一个不足之处：作者没有准备好一纸命令，让法官签字批准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一切要求。
读过3遍以后，我理清思路开始做笔记。可能会有一两个漏洞供我捣腾。震惊和恐惧慢慢退去，涌上心头的是我对大利公司及其所作所为的无限厌恶。我把袖管高高卷起。
列奥-F．德拉蒙德先生也许是一位天生的打官司的奇才，也许有数不尽的仆从任他随意使唤，但我鲁迪-贝勒没有别的事可干。我聪明。我年轻有力。他想跟我打一场笔仗，行！我奉陪。我一定把他-死！
戴克以前曾6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在加州考第3次时，他差点儿就要通过了，但最后一算总分少两分，还是以失败结束。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在田纳西州考的3次，每次的分数都离及格相差一大截。他是否想通过资格考试，我说不准。他为布鲁索拉案子，每年赚4万元，而且不必忍受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这不是说，布鲁索受什么约束），也不必交律师公会会员费，为接受继续教育操心、参加专题讨论会、出庭辩护，或者因没有为公益事务出力而感到内疚。至于开业律师的经常花销，他当然更是不用支付一分一文。
戴克是一条蚂蟥。只要有一位律师的大名供他使用，有个办公室让他可以在里面干活，他就可以开展他的业务。
我们坐在特鲁蒂饭店的一个角落里吃着午餐，店里的顾客多是搬运工。戴克讲话的声音极低，我勉勉强强能够听见。有时候，尤其是在医院的候诊室，他的胆量大得可以让你不快；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却又胆小如鼠。此刻，他正在叽叽咕咕地告诉我一件事。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听清，但还是一边说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随时都会有人袭击他。
“此人过去就在这个事务所干活，名叫大卫-罗依，跟布鲁索非常接近，连钱都在一起数，真是亲热非凡哪。后来罗依出了毛病，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再也不能当律师啦。”戴克用手指抹去了沾在唇上的金枪鱼色拉。“活该！他离开了事务所，走到街对面，开了一家做皮肉交易的夜总会。它失火了，开一家，又烧了。他再开。不久以后，皮肉行业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战。布鲁索很精明，不会卷入漩涡中心，而总是站在它的边缘。你那个朋友普林斯-托马斯也是如此。这场大战打了两三年，时不时会有一具死尸。接着就斗得更凶。由于某种原因，罗依和布鲁索严重不和。去年，联邦调查局盯上了罗依。有谣传说，他就要开口唱歌啦。懂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把头埋得和戴克一样低。谁也不会听见我们的话，但我们弯腰埋头吃饭的姿势，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嗯，昨天，大卫-罗依当着大陪审团的面作了证。他想必是做成了交易啦。”
说完这句关键性的话，戴克挺直了腰板，垂下了眼睑，就像是说其余的事我应该自己去揣摸了。
“哦？”我逼问道，仍然弓着腰。
他皱着眉，警惕地向周围看，然后又把身子弯下来。“他很有可能会告发布鲁索。或许还要告普林斯-托马斯。我甚至还听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消息：有人已经开出价格，要买他的人头呢。”
“暗杀！”
“不错。轻点。”
“谁？”肯定不是我的雇主。
“你放开胆子猜吧。”
“决不会是布鲁索。”
他闭紧嘴巴，扭扭捏捏地朝我笑了笑，没有给我机会欣赏那4颗大板牙。“这也不是头一回啰。”说完就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边慢慢嚼，一边意味深长地朝我点着头。我等他把口中的三明治吞下去。
“那么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我问。
“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后路。”
“你也许不得不动一动。”
“我到这里还没几天呢。”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
“那你呢？”我问。
“我或许也得动一动。”
“其他几个人会怎么样？”
“别替他们操这份心，因为他们决不会替你操心。我是你唯一的朋友。”
他这番话我推敲了好几个小时。他了解的情况比他说的要多得多，只要再在一起吃几顿中饭，我就能让他一点不剩全部倒出来。我强烈地感到，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便在灾难降临时栖身。我已经见过事务所的其他几位律师——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里奇，但他们都十分内向，无话可谈。他们的门总是锁着。戴克不喜欢他们，他们对他的感觉我也只能依靠猜测。我听戴克说，托克塞和里奇是朋友，可能正在筹划不久另立门户。而尼柯拉斯则是一个酒鬼，处境十分困难。
布鲁索可能发生的最糟结局，将是受起诉，遭到逮捕，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一过程至少要一年时间。他仍将可以继续工作，经营他的事务所，我想。在他判罪之前，他们是无法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的。
别紧张，我不断地这样劝慰自己。
而且，万一我被扔到大街上，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已经发生过，我不是照样站得挺挺的没趴下？
在我驱车往包娣小姐家的方向驶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公园，里面至少有6支棒球队在灯光下进行比赛。
我在一家洗车行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停住，拨了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3次，传来她的声音：“喂。”声音在我全身回响。
“克利夫在吗？”我把声音压低了8度。如果她说一声“在”，我马上挂断电话。
“不在。你是谁呀？”
“鲁迪，”我用正常的声音说。我屏住气，等着传来一声咔哒，然后就是嘟嘟的忙音，同时却也等着传来她那温柔的充满渴望的声音。真是见鬼！我弄不清等的究竟是什么。
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把电话挂断。“我叫你别打电话的嘛，”过了一会，她说。声音里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沮丧的味道。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不打。我挂念你。”
“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怎样？”
“再见。”现在我听到咔哒一声了，接着就是忙音。
我鼓足了勇气才下定决心拨了这个电话，现在我却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打。有些人的胆囊比脑子大。我知道她丈夫是个易于冲动没有脑子的莽汉，但我不知道他会走多远。假如他是一个醋坛子，我敢肯定他是，因为他是个没有用的乡巴佬，才19岁即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姑娘，那么我想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起疑心。但是他会那么极端，监听自己家里的电话吗？
这真是胡思乱想，但我却因此通宵无法入眠。
我睡了不到1小时，就被电话声吵醒了。我看了一下数字显示式闹钟，这时已快到凌晨4点。我在黑暗中摸着了电话。
是戴克从汽车上打来的电话。他极其激动，讲话快得像开机关枪。他正开车前来，离我不到3个街区。出了大事啦，非常紧迫，大灾大难啊！快起来！穿好衣服！他要我在1分钟之内跑到路边恭候他的到来。
他坐在那辆破面包车里等着我。我一跳上车，他立刻一蹬油门，汽车飞快向前冲去。我匆匆忙忙，连牙也没刷。“我们他妈的要干什么呀？”我问。
“河上出了大事啦，”他严肃地宣布道，仿佛因此而万分悲痛。其实，他不过是在开始又一天的工作而已。“昨天晚上11点刚过，一条装油的驳船，脱开了拖轮，漂往下游，撞上了一条用桨轮推进的船。这条船上当时碰巧有高中生在开舞会。上面可能有300多个孩子。船沉在莫德岛附近，离岸不远。”
“太可怕了，戴克！不过，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呀？”
“去核实核实。布鲁索接到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一场特大灾难，孟菲斯历史上恐怕还从没有过。”
“你这么说，倒值得引以为荣啰？”
“你不懂。这种机会布鲁索是不会错过的！”
“好。那就让他这条胖猪穿上潜水服，下去捞尸体吧。”
“很可能是一座金矿哪！”汽车在市区穿行，已接近市区中心。我们谁也不理谁。一辆救护车从后面超了上来，疾驶而去。
几十辆警车封锁住河滨大道，车灯射出的光柱刺穿了黑夜。停着的消防车救护车像条长龙，首尾相接。一架直升机在下游空中盘旋。三五成群的人们，有的像木头一样站着发呆，有的急急匆匆走来走去吵吵嚷嚷指指点点。岸边，一台起重机已经伸出了长长的支臂。
我们绕过用黄色胶带拉的警界线，快步走到水边，挤进旁观的人群。事故已经发生了几个小时，紧张的气氛已经大大变淡。人们在等待，三三两两满怀恐怖挤在一起，坐在卵石砌成的河岸上，边哭边望着潜水员和空降救护人员搜寻尸体。牧师们跪在地上，在为那些失去儿女的不幸家庭祈祷。几十个吓呆了的高中生，有的穿着湿透了的小礼服，有的穿着撕破了的舞衣，手拉着手坐在一起，眼珠子动也不动地盯着水面。沉在水中的那条船，有一侧在水面露出了几英尺高的残骸，此刻成了穿着深色衣服带着潜水装置的救护人员工作的基地。其他救护人员则在用绳索连在一起的3条打捞浮船上忙碌。
一场例行公事正在这儿举行，但其意义却要化点时间才能领会。一位警官从浮码头的跳板上缓缓走来，跨上卵石河岸。情绪压抑的人群，顿时屏住呼吸，像死一般沉寂。他走到一辆巡逻车的前面，几个记者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多数人仍旧坐着未动，抓着裹在身上的毯子的角落，低头狂热祈祷。他们是落水者的父母、亲属和朋友。警官说：“我很遗憾。我们已经确认了梅兰尼-多宾斯的尸体。”
他的话穿过沉寂的人群，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那个姑娘的亲人们的喘息和呻吟的声音。他们紧紧抱成一团，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朋友们在他们身边跪下，伸出双手把他们拥住。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旁边的人都转身望着他们，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听到自己的坏消息，但现在坏消息至少已经推迟。他们仍旧有一线希望。我以后将会听到，有23个孩子由于被吸入了气穴，而幸免于难。
那位警官又转身回到浮码头上，在那里，人们正从水中捞出另一具尸体。
不久以后，又慢慢开始了另一件例行公事。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样悲悲戚戚，但却令人无比恶心。几个脸色严峻的男人，不声不响地、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溜到正悲痛欲绝的这家人身边。他们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名片，企图送给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一边怒视着身旁的同行。为了把这个案子抓到手，他们相互动枪动刀也在所不惜。他们只想得到那个三分之一。
在我弄明白面前正在发生的事以前，戴克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用头指指靠近那家人的一个地方向我示意，但我决不愿移动半步。他侧着身子不声不响地钻进人丛，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去开采他的金矿。
我转身背对着河；不久，我已在孟菲斯中心区的大街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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