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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不久，德克·斯特罗夫来请我到他家去欢度佳节。多愁善感的他希望能够以适当的仪式和朋友共度这个重要节日。我们没跟斯特里克兰见面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我是因为忙着招待几个来巴黎短暂停留的朋友，斯特罗夫是因为他上次跟斯特里克兰吵得太厉害，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跟他来往。斯特里克兰这人太难打交道了，他发誓以后不会再跟他说话。但温馨的节日气氛触动了他，他不忍心让斯特里克兰孤家寡人地过圣诞。他以己之心去度斯特里克兰之腹，想当然地认为在这个家家户户团圆欢聚的时刻，那个画家肯定忍受不了形影相吊的凄清寂寞。斯特罗夫在他的画室布置了圣诞树，我怀疑他在那些欢乐的树枝上挂了可笑的小礼物准备送给我们，但他不好意思再去拜访斯特里克兰，如此轻易地原谅如此过分的侮辱实在是有点丢脸，他希望他前去重修旧好的时候我也能够在场。
我们并排沿着克利希大道走，但斯特里克兰不在那家咖啡馆里。由于天气太冷，不宜坐在室外，我们到里面的皮凳子上坐下。咖啡馆里又热又闷，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斯特里克兰没有来，但不久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偶尔会跟他下棋的法国画家。我跟他也算是熟人了，所以他坐到我们这张桌子来。斯特罗夫问他是否见过斯特里克兰。
“他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吗？”
“严重吗？”
“非常严重吧，我想。”
斯特罗夫的脸变得刷白。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呢？我跟他吵架真是太蠢了。我们必须马上去看他。可能没有人照顾他。他住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法国佬说。
我们发现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斯特罗夫变得越来越着急。
“他说不定会死，而且死了还没人知道。太可怕了。我想都不敢想。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我努力让斯特罗夫明白，在巴黎漫无目的地去找人是很荒唐的。我们必须先想个计划。
“是的，但在我们构思计划的时候，他可能正在等死呢，等我们找到地方，说不定一切都太迟了。”
“你安静地坐下来，我们仔细想想怎么办。”我不耐烦地说。
我唯一知道的地址是比利时酒店，但斯特里克兰早已搬走，那里的人应该已经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他这人向来行踪诡秘，走的时候也不太可能说他要搬去哪里。再说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我很肯定他搬的地方并不远。既然他住在比利时酒店时就去过那家咖啡馆，后来一直没有换地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那家咖啡馆离他住的地方最近。我突然想起来他经常光顾的面包店曾经帮他介绍了替人画像的差事，所以我想那家店也许会有他的住址。我叫服务员拿来导游图，在图上找面包店。邻近街区共有五家，剩下的事情就是逐一上门拜访了。斯特罗夫心不甘情不愿地陪着我。他设想的计划是走遍克利希大道两旁的横路和小巷，挨家挨户去问斯特里克兰是不是住在里面。我这个平淡无奇的计划到底还是有效的，因为在我们打听的第二家面包店，柜台后的女人坦承认识他。她不知道斯特里克兰具体住在哪里，但就在马路对面那三座大楼里。多蒙幸运女神眷顾，刚走进第一座大楼，前台服务员就说我们可以在顶楼找到他。
“他好像生病了。”斯特罗夫说。
“有可能，”前台服务员态度冷淡地说，“反正我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斯特罗夫冲到我前面跑上楼梯，等我爬上顶楼，我发现斯特罗夫已经敲开人家的门，正在跟一个穿着便装的工人说话。那工人指着另外那扇门。他说那里面住着的应该是个画家。他已经一个星期没看到他的邻居。斯特罗夫做出了敲门的姿势，然后又转身看着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很慌张。
“要是他死了怎么办？”
“他不会死的。”我说。
我敲了门。没有人应答。我试了试把手，发现门居然没锁。我开门走了进去，斯特罗夫跟在我身后。房间里黑乎乎的。我只能看得出来它是个阁楼，屋顶是斜的，几丝微茫的日光从天窗漏进来，里面的东西只能依稀看到轮廓。
“斯特里克兰。”我大声喊。
没有人回答。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我好像觉得身后的斯特罗夫正在浑身发抖。我迟疑片刻，不知道该不该划亮火柴。我隐约看到墙角有张床，我在想等划了火柴会不会发现床上有具尸体。
“你没有火柴吗，你这个笨蛋？”
斯特里克兰的声音从黑暗里严厉地传过来，把我吓了一跳。
斯特罗夫惊喜地叫起来：
“我的上帝啊，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擦亮了火柴，四处看看，想找根蜡烛。仓促间我发现这间公寓很小，半是卧房半是画室，只有一张床、几幅正面朝着墙壁的画布、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上没有铺地毯。没有火炉。桌子上摆满了颜料盒、调色刀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其间有半截蜡烛。我点燃了它。斯特里克兰躺在床上，显得很不舒服，因为对他来说床太小了，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取暖。看他的样子明显是在发高烧。斯特罗夫走到他身边，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唉，我可怜的朋友，你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你生病了。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这你肯定知道的呀。你还介意我上次说的话吗？我不是有心的。我错啦。我不该生你的气。”
“去死吧你。”斯特里克兰说。
“喂，你讲讲道理啊。让我帮你找个舒服的姿势。你没请人来照顾你吗？”
他看着这个肮脏龌龊的阁楼，露出了厌恶的表情。他努力把床上的衣服摆好。斯特里克兰的呼吸很粗重，他不说话，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
“如果你想帮我做点事情，你可以给我弄点牛奶来，”他终于开口了，“我已经有两天没办法起床。”
床边有个空瓶子，原先是装牛奶的，一张报纸上洒着几粒面包屑。
“你这些天吃什么？”我问。
“什么也没吃。”
“多久啊？”斯特罗夫惊叫着说，“你是说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吗？太可怕啦。”
“我有喝水。”
他的眼睛望着一个他伸手就能拿到的大铁罐。
“我马上就去，”斯特罗夫说，“你还想要什么吗？”
我建议他去弄个体温计、一些葡萄和几片面包来。斯特罗夫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噔噔噔地跑下楼去了。
“该死的白痴。”斯特里克兰咕哝着说。
我摸了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既快又虚弱。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但他没有回答，我追问的时候他不耐烦地把脸转向墙壁。我只好默默地等待着。不到十分钟，斯特罗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提到的东西之外，他还买了蜡烛、牛肉汤和酒精灯。他是个很能干的小矮子，立刻开始准备面包和牛奶。我量了斯特里克兰的体温。华氏一百零四度。他显然病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