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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老兵们走后的日子，总显得有些空荡，不只是空间的空荡，更像是心灵的空荡，好像丢了什么东西的似的，隐隐地盘旋着，让人欲罢不能。
冬训，在紧张的进行着，战士们似乎更盼望着来点实际的，要比这枯燥乏味的训练强得多。一场大雪后，带着战士们进行雪地生存训练，这只是个平常的科目，对于大多数北方的战士来说，这没什么，不就是在雪地里潜伏吗，来吧，倒也干脆，直接趴在了雪堆里。
我一直对他们的豪爽感到喜爱，却也为他们的这种豪爽担忧着，豪爽有时候会是一种鲁莽，我不希望他们在战场上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他们这种毛病，我下定决心要让他们在雪地里趴一天，不给饭吃，不允许动，不允许上厕所。我可不像其他干部，训练的时候，对战士严格，对自己放松，战士训练，自己在旁边打盹睡觉，或是到处溜达。我也趴在了雪地里，这点训练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小菜一碟。
我喜欢静静地趴在雪地里，这会让我想起在集训队的那些战友们，想起巴内，想起他浓密的胡茬和褐色的眼珠，一笑起来，咧着一张大嘴。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是否一切都如意。我已经提前戴上了上尉的警衔，成了一个正连职干部，大队长说我是最年轻的上尉，也许吧，要不是那个一等功，估计也没有这种待遇，只是，一想到那些被淘汰的战友，心里会涌起一种愧疚。
一天的潜伏训练，让战士们吃尽了苦头，但他们不敢动，更不敢有怨言，因为他们的排长也一样，趴在雪堆里，一动不动。下午六点收操，战士们已经被冻僵了，一个个颤颤巍巍的，打着哆嗦，我问他们想明白了吗，他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我说什么。
训话，总是要带着一点教训才能发挥作用，让他们受了一天的苦，就是在于他们太过鲁莽和不听指挥，战士们似乎是明白了，一个鲁莽的战士，不是一个好战士。
回到营地，吃饭，洗热水澡，喝姜汤，战士们都忙着让自己热起来。而一个电话铃声的想起，打扰了他们的美梦，让他们的心变冷。
一名歹徒在某酒店劫持了自己的女朋友，目的只是要让女方家长同意他们结婚，否则鱼死网破。来不及细想，战斗就是命令，我带上一个突击组迅速出发。到达现场后，了解到该男子从小被父母双亡，是年迈的奶奶将他拉扯大，目前在该酒店当厨师，由于女方家里嫌他家里穷，不同意他们结婚。该男子被逼无奈，以劫持女方威胁家长。
不知道是自己变得善良了，还是对人生有所感悟，总之，我不想伤害这个人。公安的谈判专家不断的轮番上阵，和他谈话，让他终止犯罪行为，但该男子不以为然，必须要见到女方的家长，必须要同意他们俩结婚。
谈判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获得结果，嫌疑人的情绪却被周围的围观群众和大批的警察所激怒，越来越狂躁，不断挥舞着菜刀，随时都有可能伤害人质。
大队长和我观察现场后，发现此次的任务环境较好，嫌疑人站在门口，他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酒店对面的小公园里有很多可以隐藏狙击手的掩体，而且射击角度都很好。
我们安排了两名狙击手，同时向现场指挥部提出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击毙歹徒，最好是将其击伤，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他家里还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奶奶需要照顾，我们要留下这条生命。
谈判专家一次又一次的上前去劝导，还是无功而返。歹徒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开始有些失控，好几次都差点砍到人质的头上。我们必须做好击发的准备，等待机会，随时将嫌疑人击伤。
击伤和击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击毙很容易，而要击伤歹徒还不能让他死掉，考验的不只是狙击手的射击技术，更考验心理素质，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目标死亡或是人质死亡。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我和大队长决定，由我们俩亲自上阵。
我们分别掩蔽在歹徒正面的A点和其右侧面的B点，我打歹徒持刀的手臂，大队长打歹徒暴露出的右侧大腿。这样的协同狙击，必须具备同时捕获目标，同时击发的默契度，由于歹徒一直在动来动去，我们很难同时捕捉到目标。
为了让歹徒相对稳定，我们要求指挥部继续派谈判专家去吸引歹徒的注意力，而我和大队长则在参谋长的指挥下，进行了协同练习。也就是参谋长喊一二三击发，我们按照步骤同时开枪，大约练习了十几遍，我们对晃动目标的捕捉上有了相对的默契度。准备好，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在劝说无效下，下令我们找到机会就将其击伤。
在命令下达四分钟左右后，我们在参谋长的指挥下，利用歹徒被公安警笛突然鸣响的吸引，果断开枪，将其击伤，埋伏在两边的突击队及公安人员迅速冲上去将其控制。并将其铐住后抬上救护车，我和大队长破例去嫌疑人身上查看了弹着点，打击点准确无误，都是通透伤，对嫌疑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圆满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又一次解救了人质，又一次向劫持分子开枪，然而，这次，我们不再将对手置于死地。因为我们深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一次生命机会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有多少人在为其付出，击毙他们，对专业“杀人”的我们来说，是极为简单的事情，而这条生命背后的人们，却将承受永久的痛苦。我们宁愿做一个痛苦的拯救者，也不愿做一个冷酷的杀戮者。
能不杀的，不杀，能不伤的，不伤——从这次任务完成后，我们反恐大队树立起了这样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口号是容易提的，可实际行动却是困难的。这样的作战理念下，意味着我们只有将技艺练到高超境界，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们重新挑选了狙击手，由我和大队长训练。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相对较大，较为清楚的人体靶子，而是诸如牙签，酒瓶盖，针尖，匕首的刀刃和已经被细化了的人体部位靶，基本上要做到指哪儿就打哪儿。为了训练狙击手们的心理素质和准确性，我和大队长轮番上阵，把苹果顶在了头上，让狙击手逐一射击。
刚开始，就犹如我第一次打巴内手中的靶子一样，抗拒、逃避，狙击手们受尽了心灵的煎熬，体罚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可以拿来用的手段，我和大队长几乎想尽了方法，慢慢的将狙击手们拉上了正轨。
而我和大队长，却双双受到了支队领导的批评，说我们的训练不科学，极其野蛮，不重视自身安全，我们还在支队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大队长说，这是他从小到大以来第一次做检讨，我笑着告诉他，我是第二次，没什么要紧的，光拿荣誉不犯错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可不是吗，哪个著名的指挥官不曾挨过批评，不曾受过处分。因为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不是杀戮。
其他科目的训练，我们都尽量贴近实战，原来训练擒敌术用的假手枪，假菜刀、匕首全被真刀真枪替代，战士们不再觉得擒敌训练是拍电影了，他们开始流血，开始受伤，知道这是真东西，得玩真的，容不得半点虚假。
说实话，他们受伤流血，我们心里也难过，也害怕，害怕出训练事故，害怕他们的身体受到伤害。而大队长说，如果对手能给我们这样的心理待遇，那我们也可以不用这样训练，可对手会这么善良吗？
是啊，每一个犯罪分子都是丧心病狂之流，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肯定会把威胁他的人干掉，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不是拿一把假的橡皮菜刀朝战士们挥砍。好在战士们是理解的，他们知道，平时的训练不严格，就意味着在战场上的牺牲，而牺牲自己就可以完成任务的话，倒也光荣，但若自己送了命，还影响了战斗任务的完成，那将是一名特警最大的耻辱。
又要过年了，去年过年，是在一个指挥学院，参加总部举办的情报学培训期间过的，与今年过年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这还是我第一次在部队基层过年。战士们忙着布置娱乐室，布置班里的宿舍，贴对联，挂气球，摆鲜花，弄果盘，忙得不亦乐乎。一时间，整个部队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我第一次领略到军营里特有的过年文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年三十晚上，干部们上哨，战士们看春节联欢晚会，算是官兵民主，关爱战士。总队首长也过来给我们上哨，只不过一个将军站哨，有好几个支队的大官陪着聊天，虽然稍显作秀，但总比不做要好，至少表面了一种态度——感谢战士们一年的付出。
也许大队长是照顾我，把我的哨安排在了十点到十二点，他们都说前半夜的哨要好忍耐一些，后面还可以好好睡觉。第一次站哨，不知怎么地，竟然有点兴奋，标准的军姿立在大门哨位上，看着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不断响起的烟花爆竹，不由得紧紧握了握手里的枪，像是我正在保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样，感觉很是自豪和骄傲。
不断有领导过来查哨，其实是慰问，总队长下哨了，过来看我上哨，和我聊天，他问我是否想家，我说有一点吧，之后他安排支队长说：“这孩子近四年没有回家了，过完年你让他休假吧，回去看看父母。”
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干，之后钻进车走了，他还要去其他支队。不知怎么地，突然感动起来，甚至有点想掉眼泪，也许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也许是王司令员的影子，总之情绪突然上来。
是啊，很久都没有见到父母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好，不知道家里的生意是否还顺利。还有爷爷，九十多岁了，还向以前那样健康吗？是该回家看看了。
十一点多的时候，几个班长过来了，陪我站哨，我让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说是要陪我，大家都知道，哨位是有纪律的，不能动，不能随便说话。他们就在哨位边上笔直的站着，静静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我的眼泪，已经涌出了眼眶，我知道，这是战士们对我的褒奖，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和我已经如影随形，同甘共苦。
下哨的时候，新年的钟声响起，整座军营都沸腾了，烟花、爆竹绚烂的绽放着、鸣响着，战士们欢呼着。回到宿舍，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听到的是父亲的鼓励，是母亲的哭泣，家里那冷清的样子，让我很是揪心，我能想象，父母又过了怎样难熬的一个年。
春节里，部队不用训练，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战士们高兴的参与着各项活动，他们青春的面貌再一次在节日里绽放开来，犹如空中的烟火，熠熠地发着光。难得他们放松自己，我也和其他排长尽量的轮流着带战士们搞娱乐节目，逛公园，逛市区，好让他们在远离父母的关爱的远方，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正月初七是我的生日，就在这个收假的早晨，支队长给我送了一个生日大礼——回家的火车票，离家近四年了，我终于踏上了归家的列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