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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秋第二天收到了陈大猷发过来的邮件，知晓了和AOL合作的细节，对他?33??火打劫的能力颇为佩服，因为这家伙让AOL预装iView，不仅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反而弄来了一个广告合同，以千次点击30美元的优惠价，在iCard主页上为AOL设置了一个产品专栏。
这家伙对我灌输的“互联网思维”理解的很透彻嘛……
增加了客户数量，扩大了影响力，还赚了一笔广告费，可谓一举三得……
在2016年的时候，软件公司想要运营商或者硬件厂商预装他们的产品，得付一大笔钱当推广费，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情况是相反的，如果运营商和硬件厂商想预装某种软件，得反过来向软件公司付钱，所以AOL明知道用户不喜欢他们的Booklink浏览器，也不愿意改成网景的Netscape-Navigator，因为那样做的话，每年要支付上百万美元的费用。
所以杜秋对周元说只要网景还在收费，就不足为虑，因为传统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根本行不通，等用户都被免费的iView抢走之后，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骁龙软件公司在4月底融资之后，把资金分成了两部分，陈志扬搞到的780万留在了国内，杜秋的500万则通过纽约的投资银行，折算成美元转到了美国的分公司账户上，有了钱之后，陈大猷把魏知琴家的车库二楼也租了下来，当作办公室和起居室。
这么做虽然省钱，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听说微软有意收购公司，陈大猷一咬牙，找了个比较便宜的写字楼，租了一间大约9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再临时雇了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妹子当接待员，把场面撑了起来。
然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微软只派了两个级别很低的员工过来洽谈，既没有参观公司，也没有考察技术，更没有提收购，只说想购买iView的闭源授权，而且开价极低，只有20万美元。
虽然很清楚杜秋不可能同意微软收购骁龙，但如此低的开价让陈大猷产生了一种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憋屈感，为自己大出血租办公室的行为感到不值，于是也就不客套了，直截了当的问道：“你们从Spyglass购买他们的浏览器技术授权花了200万，到我们这里来只给20万？Spyglass的技术很落后，完全不能和我们比。”
“我们从Spyglass购买的是技术授权，你们的iView浏览器是开源软件，技术方面的东西，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其中一个员工带着明显的优越感，说道：“微软很重视版权，对开源没有兴趣，所以只是想购买一份闭源的授权书，20万美元是很合理的价格。”
妈的，当我什么都不懂是不是？
一旦被你们拿到了闭源许可，搞出来个孪生兄弟，iView还怎么活……
陈大猷耐着性子把这两个不知所谓的家伙打发走了之后，立刻让周元重操旧业，以水军的形式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AOL和骁龙达成战略合作，即将为客户预装iView浏览器的消息。
如果说杜秋的UN2758是个公园里钓金鱼的小鱼饵，那么AOL预装iView浏览器则是个海洋里钓鲨鱼的超级鱼饵，一下子钓出来了好多条大鱼，陈大猷很快接到了上百个电话，有媒体记者，有风投经理，有合作商家，甚至还有网景公司的CEO吉姆-巴克斯代尔的电话。
巴克斯代尔再次提出了收购骁龙的意向，这次开价比上次高了2倍，400万美元的现金，外加600万美元的网景股票，甚至邀请让杜秋取代马克-安德森，担任网景的CTO。
3月份的500万美元曾经让陈大猷激动不已，但现在开了眼界，心气变了，1000万已经满足不了胃口了，很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这份提案，然后坐等微软再次上门。
当陈大猷在美国忙活的时候，杜秋也在面对媒体的骚扰。
杜秋穿越前看过很多台湾媒体搞出来的闹剧，因此对自己被诬蔑是“特工”和“杀手”之类的报道不以为然，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内地有很多人——包括某些官方人士——还不清楚海峡对岸那些家伙的智商和节操有多低，对无厘头的报道颇为重视，于是以采访的名义，把那天打电话到清迈的新华社记者派到了云城。
“杜先生，我叫刘运来，上次我们电话交流过。”
“刘先生请坐，周元向我介绍过，说你是带他入行师傅。”
“不敢当，只不过痴长了几岁，比小周早两年干这个工作罢了。”
刘运来是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个头比杜秋还高，方脸浓眉，看起来更像个拿枪杆子的，而不是玩笔杆子的，寒暄过后，就掏出纸笔，询问起了清迈发生的事情。
“我4月18日从纽约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了一本旅游杂志……”
“杜总在住宿的细节方面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在去泰国之前，特意通过旅行社打听过美萍酒店的房间布局……”
杜秋在陈大猷以前住的宿舍里招待了刘运来，姜丹枫陪同，两人一个主讲，一个补充，把那几天在清迈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刘运来几乎没问什么，只是单纯的记录，结束之后问道：“杜先生，周元说你有篇文章想要发表？”
“不是一篇，是一个系列。”杜秋拿出一份装订好的文稿，说道：“我觉得互联网是继蒸汽机和发电机之后，人类历史上又一个革命性的伟大发明，将会对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但国内目前对它还不够重视，所以写了一些科普的文章，想要找个地方发表出来。”
刘运来接过文稿的时候数了数，发现有二十多页，好几万字，有些惊讶道：“这么多？”
“我4月份从美国回来之后，本来打算写一本书的，但是没有时间，就以随笔的形式写了一些小文章，刘记者帮我看看哪些合适发表。”
1995年有两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都和互联网有关，一本是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一本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杜秋打算借他们俩炒起来的风潮，也弄一本类似的畅销书。
智能手机里存储了几本关于互联网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杜秋把里面一些思想性和趣味性比较好的章节摘录出来，和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脉络相结合，敷衍成了十几篇文章，打算拿去发表了，蛊惑电信部门里那些有野心的官僚大干快上，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炮灰。
刘运来翻开第一篇，发现是和网络新媒体有关的内容，顿时精神一振，因为他最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在90年代的时候，不仅《云城晚报》这样的地方小报要向市场转型，新华社这样的国家权威媒体同样要向市场转型，搞了两百多家子公司，从房地产到寻呼机，几乎什么生意都做，但大部分都在亏损，急需找到可靠而又丰厚的赚钱法子。
新华社香港分社有个公关公司，经理叫做马运生，1994年的时候联合两个计算机专家搞一个国中网计划，打算利用新华社的政治资源，搭建一个网络，把国内和国际互联网隔绝开来，用户必须付费了之后，才能浏览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互联网信息。
这个计划非常愚蠢，但在官僚眼里却是垄断型的香饽饽，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新华社特意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简称CIC，然后从香港的一些商界大佬那里弄到了25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然而1995年1月京城和浦江先后开通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一下子把这个计划给打乱了，于是CIC准备把国中网改成专门为国内商业用户提供经济和金融信息的网络，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又和道琼斯、路透社以及彭博等国际巨头发生了冲突，这三家公司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三天两头的施压和谴责，弄的新华社疲于应付，狼狈不堪。
刘运来曾经在香港呆过，很清楚CIC的困境，因此对杜秋的文章非常重视，看完之后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回了京城。